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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 FEATURE | 主编的客厅:一场关于大湾区艺术的深度畅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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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差异的根本在于人本身


从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广东画院专职画家、理论家到广东美术馆馆长及“广州三年展”和“广州摄影双年展”的策划与创办者,王璜生是珠三角地区当代艺术的先驱和引领者,也是很了解当地艺术生态与发展的人。在卸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一职两年后,他接下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一职,面对未来大湾区艺术的整体发展,他持怎样的看法呢?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王璜生(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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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经历过广东美术馆、央美美术馆和广美美术馆,这三者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可以向大家分享下你的见解吗?


W:这是三个不同的时空点上的美术馆,它们所面对的问题和使命也都不同。广东美术馆建成之初,当代艺术的意识、学术积累和学术自觉都比较薄弱,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学术分量和学术自觉的美术馆,同时从官方美术馆的角度去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包括收藏、研究、公共教育与人文态度等等。中央美院美术馆虽然在50年代就已经建立,但长期以来其建制、规范化操作和管理是非常滞后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美术馆内部的问题。其次,北京是一个先锋精神和前沿文化都非常活跃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学子、艺术家和批评家,他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因此在学术上我主要着力于一种实验思想的碰撞,如同一个思想的实验室。广州美院美术馆是一个研究机构为主的公共空间,目前将会偏重于研究广东和东南亚等国际上都在关注的文化现象。


X:你在广州美院美术馆开始的“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与以往美术馆学相比,有哪些突破和改变?你所期望的新美术馆学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W:西方新博物馆学从80年代起就非常有影响,提出了很多新的文化观念,对博物馆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算是两个分支,美术馆学的相关理论也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为此,我们一方面思考新美术馆学应该怎样进行理论的提升与建构,而另一方面将开展一些与国际美术馆博物馆界学科研究及前沿理论建设等相关的研究、写作、出版、译介等工作,也注重开展新美术馆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验活动。


X:广州在地的艺术生态目前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其在大湾区美术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定位?


W:在大湾区的文化格局里,我觉得,就目前来讲,广州很难说是中心或者龙头,但是广州曾经在这样一个区域拥有特殊的文化地位与历史,使得它有可能担当起这样一种龙头的职责。广州具有南方文化的历史和特点,在历史上也确实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融入到改革开放的试验先锋,再到近20年来新的文化思想,特别是与香港地区的互动而形成的新文化思想的崛起和传播,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现在广州当代艺术生态由于政治文化地理及文化市场等关系,表现为一种零星零落,自生自灭,没有整合力量的状态。这可以说一直是广东当代文化的状态,或者说特点。


X:你亲手打造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目前都成为了广州的艺术旗帜,你认为这对广东甚至整个大湾区艺术发展的最重要意义是什么?


W:广州三年展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无论从具体产品、文化,还是品牌辨识度的积累,以及文化界和大众对它的期待来说,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广州摄影双年展曾停办过一段时间,现在演进为广州影像三年展,我们很期待这个三年展也能坚持下去,做成更有分量、更有影响力和当代性的展览活动。如果这两个品牌能够更好地立起来,那当然能够为大湾区的文化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X:从早期的“大尾象”开始,人们一直在探讨南北当代艺术的差异,时至今日,你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具备讨论性的议题吗?你是怎么看南北当代艺术的差异的?


W: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大尾象”的艺术方式与特点去谈论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大尾象”本身的不同艺术家就有不同的风格及艺术方式,他们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问题,做出不同的艺术反映及表达。我觉得没必要太过于强调南方北方的差异,而应该看到不同个性的艺术家对待艺术和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观察方式和对社会的解读方式,并且做出能够介入当下社会的好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X:在你看来,大湾区的艺术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和阻碍会是什么?


W:“大湾区”并不是一个有着行政系统、历史渊源、文化共同体的区域,而是被构想与赋予的一个地域概念,在这样的区域中如何形成文化发声发力的大系统,这需要系统里的行政强有力的协调与管理,并在区域文化中寻找与建构文化的认同感和资源的整合度。就目前的状况上看,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多头政府,各自为政,没有牵头和规划,各种资源无法整合,没有好的组织系统,没有强有力的具有学术号召力和协调能力的机构等。似乎,目前口号喊得很响,但是实际只是机构及民间基于各种利益诉求而在做一些难成气候的事,最后形成怎样的结果还是很不确定的。



新起点,新优势


作为中国重要的公立美术馆之一,广东美术馆自1997年落成开馆以来就担负起书写和梳理近现代美术历史的使命,在时代更迭中不断创新和突破。馆长王绍强希望“在传统与当代并驱的条件下,同时在大湾区战略布局的机遇中,广东美术馆能够在新的语境中更清晰地认识优势和限制,努力传承广东作为‘先发之地’的革新精神,重新整合资源,充分运用优势,突破限制,实现文化艺术上的创新性发展”。


广东美术馆新馆


第六届广州三年展展览现场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王绍强(广东美术馆馆长)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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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认为广州在大湾区美术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定位?广东美术馆在其中的作用或者使命是什么?


W:从大湾区的整体布局来看,如果深圳是国际创新中心,香港地区是国际金融中心,那么作为经过上千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广州,需要将文化艺术中心作为目标。作为港口城市,广州与西方文明史上的很多地中海国家城市的文化类型相似,发展模式上更开放、自由、包容,更具有国际性、前沿性。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广东作为接受新鲜事物的前沿阵地,为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现当代转型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因此,广东近现代美术,是最迫切地需要我们书写、整理和铭记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正是当下艺术生态的根脉,是文化传承和当代转化的依托,是全球格局下交流的基础。这也是广东美术馆建馆以来就确立为研究重点的领域,是这个区域性大馆的使命所在。


当前珠三角的艺术生态具有完整性和包容度,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多地以一种较为松散的形态发展。每个人都各自埋头做自己的事情,缺乏一个连接彼此的平台,整个区域的文化力量难以形成叠加效应。在打造大湾区文化艺术中心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在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传统,还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平台联结这个区域的艺术力量,实现更深入的合作和共赢。广东美术馆有责任去构建强有力的艺术平台。


X:广东美术馆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与展览有着自身的策划思路,能否谈谈广东地区的艺术发展有何独特的地缘性特征?


W:广东作为中国观望西方的“窗口”,在20世纪以来,走出了众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艺术家和画派。在经历中西方文化对峙、冲突、融合的复杂过程中,广东画坛生成了国粹派、融合派、西化派等等,正是在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广东美术走出了一条不断自我革新的发展道路。广东的土壤所孕育的文化,是先锋的、快进的、共生的,艺术的发展也无不如此。


“二高一陈”、何香凝、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等岭南画派重要代表画家,为我们缔造了意义深远的美术教育思想体系、现代艺术史学框架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古元、黄新波、李桦、赖少其等新兴木刻美术家,在民族的苦难面前,迅速地把视野投向当下,以作品为灾难中的人们带去热血和希望。我相信广东美术的精神力量一直延绵至今。


X:从早期的“大尾象”开始,人们一直在探讨南北当代艺术的差异,时至今日,你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具备讨论性的议题吗?


W:文化和艺术的地域性差异曾经是美术历史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但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来说,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更重要的是看到不同地域艺术的本体特性,以及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地域艺术之间的交流、互融和借鉴。这个思路可以对应到“在地性”和“全球化”的议题上来。这也是“广州三年展”“广州影像三年展”这些大型展览项目的策划逻辑。例如“广州影像三年展2017”除了主题展,还策划了“镜像粤影”这一特别展,探讨摄影与历史、与社会、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系。这与主题展中呈现的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影像作品,形成了地域、时间上的平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其实我们关注的已经不是差异问题,而是文化和思想的本体特质问题,以及世界各地影像艺术的交流和流变问题,只有对此有清晰的认知,才能把区域艺术的精髓延续并传扬下去。


X: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对广东美术馆未来的规划与布局?疫情对于新馆建设的影响是什么?


W:2019年广东美术馆乃至整个广东美术界的大事,就是广东美术馆新馆的奠基和建设。目前,新馆已经开始动工,计划在两年内建成。


我们计划在新馆设立固定陈列展厅,近现代部分会展出广东百年美术经典名作以及20世纪岭南画派发展史专题研究等展览。而当代部分,则计划展出广东美术馆馆藏当代艺术作品、广东美术馆馆藏影像作品等等。此外还计划专门开辟设计馆,打造全科的、面向未来和国际的艺术场馆。此外新馆建成后,广东美术馆将以自主策划,以及与全球多个机构合作联动等方式,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项目,力争将广东美术馆打造成展示大湾区文化形象的一张“新时代文化名片”。



深圳要引领一种高质量生活方式


随着政策落实与深度开发,大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而新兴美术馆、博物馆的崛起成为其标志之一。这些新兴艺术机构的建立对大湾区艺术的整体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又有怎样的意义?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的颜为昕馆长从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


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云中心 摄影:王涛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颜为昕(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馆长):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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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认为深圳在大湾区艺术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定位?


Y:深圳是湾区发展的四大核心引擎之一,我认为在文化艺术发展方面深圳首先是要引领一种高质量生活方式。首先从市场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刺激消费升级,我们国家目前正处于第三次消费升级的时代背景中,文娱所占消费比重不断提高。其次,从生活方式角度来看,文化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艺术则成为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艺术馆观看艺术展览,购买艺术衍生品,或是听一场艺术讲座,体验艺术的生活方式。再次,深圳还是连接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境外的桥梁城市,深圳与各个国家、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日益密切,文化艺术作为一种柔性交流方式,在建立彼此信赖和认同感上作用明显,同时也是加强区域吸引力、城市魅力指数的重要原因。最后,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肩负着创新驱动和模式更新的历史任务。一幢幢美术馆、博物馆在城市中矗立起来,它们为市民带来更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如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如何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整合业态相关资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模式更新。


X:作为深圳市“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60个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之一,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在大湾区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或者使命是什么?


Y:两馆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为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艺术馆是文化内容的承载者和提供者,也同时承担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责任,更多更好地为人们提供文化产品,将积极、开放的观念带给人们,建立不同族群、阶层、地域间的同理心、认同感是我们的责任。


两馆的使命之二就是探索出一套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两馆既是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承担公益性展览的社会职能,同时两馆致力于打造一种政府资助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运行机制。鼓励和支持更多相关业态进入到两馆,增加两馆的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


两馆的使命之三就是内容更新。两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家城市规划的研究所,通过城市文献的收集与梳理,开启针对性收藏和研究,例如以标志性建筑/设计为轴线形成纵向深度研究、以城市文化为题策划主题性展览。两馆还是新艺术的发生地,为观众带来又新又前沿的艺术展览,同时鼓励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与艺术的跨界与合作。


X: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是一个全新的艺术机构,你出任馆长的感想是什么?对于未来有怎样的布局和规划?


Y:我的感想是“新”,首先,两馆是以全新的空间理念设计的建筑物,外部建筑景观、内部空间结构新颖。其次,我们的人员构成很新,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多是1990年后出生的一代,他们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时刻为我们的工作增添活力与创造力。最后,我们的制度十分“新”,两馆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国内美术馆行业的一次尝试,我们试图探索一种全新的经营管理的方式,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可以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和服务。对于两馆未来的规划与设想,我们期望能将场馆打造成为一座城市文化和当代艺术的发生之地。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将场馆建造成为一个大型的文化综合体。


X: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的学术和展览方向是怎样的?有一些具体的计划吗?


Y:我们为两馆规划和制定了三大内容板块,其一是主品牌展项,这个模块实际上综合呈现了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两方面的内容,是艺术与城市主题交互的模块,它可以是艺术家视角呈现城市的文明与发展,也可以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的艺术创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城市中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们能展现各自的艺术才华,从诗歌、音乐、表演等多维度地去表达和呈现。


其二是当代艺术品牌展项,一方面我们将引进一批知名品牌展览进入我馆,成为定期举办的固定展览,另一方面我们设置了如国际当代艺术名家系列的品牌展项,将世界杰出的当代艺术作品带到深圳,给深圳市民呈现又新又好的艺术。


其三是城市规划品牌展项,我们期待与本土品牌项目建立长期合作,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规划常设展,区域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线性地展示了深圳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最后我们还将呈现世界优秀的建筑师、规划师的设计作品。


X:广东地区建立起越来越多公立和私人艺术机构,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这对于大湾区艺术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Y:从2011年开始,美术馆、博物馆的建设步入快车道,迎来井喷式发展,大量的美术馆、博物馆被建造出来,形成一座又一座的文化地标。与此同时,民营文化艺术机构在文化机构总量中占比也不断提高。这些现象其实也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不管民营机构或是公立机构,只要能为百姓带来好的文化体验和配套,都是优秀的机构。越来越多的民营和公立机构的建立,以及更多参与到深圳市民的文化生活中,有利于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无有西东,逐湾而动


作为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也是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勃以艺术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 从实践和倡导者的角度,剖析大湾区艺术生态,阐述立场,期许未来。


《寓言》

树木、纸本、镜面

尺寸可变

2017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范勃(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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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大湾区美术发展会在美术教学上有所体现吗?会以怎样的形式?


F:这个问题我认为或更应该说面对大湾区的发展,美术会承担什么责任,作为美术人才培养高地的美术学院教学面对湾区发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大湾区要对标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能否建设与大湾区或者说广州在全球经济社会定位相称的美术学院,成为学校重要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X:从近几届广州三年展来看,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F:从2002年第一届“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开始,到2018年第六届的“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在我看来它始终是以一种具体的艺术实践来回应当下,面对未来。即从最初的“中国实验艺术十年”(第一届)、“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第二届)、“与后殖民说再见”(第三届),到最新的“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第六届),尽管这些主题每届不同,但我们能从这些变化中明显地觉察到三年展展现出艺术所觉知到的、现实的、未来的挑战,及其所作出的回应。在这个线索上来讲,三年展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遥相呼应的。


X:你认为重新整合广州周边的各个当代艺术机构,并达成长期有效的交流与协作关系,这样的举措有什么难度?


F:每一个不同类型的当代艺术机构的出现——不管是庙堂还是山林,体制内的也好、民间的也好,保持不同替代空间的特性才能够更好地丰富和活跃所在地艺术生态的结构。与其说整合,不如说是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支持不同的当代艺术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我想这对整个艺术生态链来说更为健康。


X:对于现在大湾区艺术发展的形势来看,你认为传统艺术院校在教学体系上会根据这样的情况作出些许调整吗?或者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具体措施了吗?


F:艺术院校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对文化艺术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也必然对肩负着地区文化艺术建设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艺术院校的教学提出新的要求。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的广州美术学院来说,其体现在学科建设和专业教学中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原有的基础上重点布局引领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新趋势的专业和学科方向,突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艺科融合、跨界创新等新时代办学特色;并着眼于文化湾区、艺术湾区建设,着力将学校打造为新时代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集聚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驱动器。


X:你生于天津,先后求学于天美、广美、央美,后又执教于广美,并担任院领导职务。在你的人生、工作经历、艺术探索道路上,集合了“南北方”“东西方”等社会、文化、地域元素和气息,你怎样看待当下的南北和东西?


F:我对“东”与“西”的理解是伴随着我青年时代的学习而变化的。而它又恰好反映了学院艺术教育的发展变化,即在我这代人身上所反映出的艺术“本质”、艺术“殿堂”、艺术“重要问题”的转化。从单纯地模仿来自西方的艺术图式、渴求来自欧美的大师图册,到更深入地从一个地理学的意义、政治学的意义、社会学的意义来了解“东”与“西”。


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待现在的全球化,或说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我觉得不能轻易地去定义“东”与“西”,也不能轻易地去定义“南”与“北”。在一个网络社会高速发展的去中心化叙事中,我不建议以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来描述地域性的复杂情况。这个题目有点儿太大,几乎要写篇论文才能说清楚。


X:你的创作始终处于不确定性、充满张力的状态,颠覆、探索是你的艺术给大家的持续印象。可以分享一下你新近跨界创作的情况吗?


F:“盲文”符号在我创作中大概于2015年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当然在作品中它有非常多的变体、不同媒介的承载。而运用了“盲文”作为重要作品符号的背后,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它联系到无视知觉能力的群体现有的认知生产方式、对该群体“视觉生产”可能性的探索、对视觉系统的反思等。


对于我个人的创作线索来说,利用不同的媒介材料,介入质疑和进一步挑战观众在观看中所依赖的心理预存图式是我现在和未来会一直持续的、一个繁复的工作计划。而我也并不确定是否会有停止,或者转移的一天。因为,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艺术家不会为了完成一个系列而深入工作,应该是相反。



后现代视野的文化自觉


作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长期从事建筑历史与城市学理论研究、视觉文化研究、设计教育研究。作为资深策展人、2008年广东省参加上海世博会顾问、专注于大湾区地缘文化研究的学者,冯原以后现代视野的学术视角解读大湾区历史人文沿革,又以文化自觉者的身份对大湾区文艺生态批评和展望。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冯原(策展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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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看到你对“后现代视野中的新岭南文化”的讨论,想问你认为在大湾区艺术发展的进程中,岭南文化对其的影响与所占比重是什么?


F:岭南文化是对广东地区文化传统的泛指,核心地区为珠江三角洲。今天称之为大湾区的这片地区,岭南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其地缘关系所形塑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千年不衰的商贸活动和沟通外洋的海陆交汇特点,使其成为大陆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大门和窗口。大湾区独特的地缘与历史在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就艺术发展来看,20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使命是完成文化转型——从自我的古老传统蜕变成现代的文化,广东—岭南地区确实有领风气之先的优势。基于此,20世纪早期的广东人对于推动中国新文化功不可没,他们的活动和贡献也并不局限于广东—岭南一地。自2000年以来,这也正是中国转向后现代文化的开端,大湾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文化艺术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以广东美术馆的五届三年展为主),都表现了一种主动的姿态——既能够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反观广东—岭南文化;又能够把这种地方性文化当成一种策略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岭南文化(传统)与当代的大湾区文化形成了一种合力,其本身,就应该被看成是后现代文化的某种成果形式。


X:你认为大湾区艺术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发展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F:文化的未来如何其实要看是什么样的人在把握文化的脉搏。大湾区也不例外,如果说2000年以来,是有一批文化自觉者主动地创造了这一地区的后现代文化事件。那么,大湾区文化的未来就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人来把握。20世纪早期,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引领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一结果也塑造了今天中国的文化版图;那么,大湾区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地区是否是一个“诱人之地”,是否仍然是一个“容人之地”,毕竟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有文化追求和眼界的人所创造的。这样的人是否云集在大湾区,决定了文化的未来,大湾区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就是最大的挑战。


X:在大湾区格局下,这里的美术学院的发展较之前会有怎样的变化?


F:从珠三角到大湾区,这一定位的变化显示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局面,大湾区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极有活力城市群,前20年以来,大湾区已经实现了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升级,现在更期待成为全世界的创新生产的中心,这一远景目标对于美术教育而言就是动力。因此,大湾区的格局与定位,必定会唤起更加开放的局面。我认为,对于美术教育而言,更开放有两个方向,第一是更国际化——大湾区应该进一步去融入美术与设计的国际共同体;第二是要有意识地成为文化发生地,以艺术文化的创新为未来的生产力。


一些新的、国际化的设计学院一定会诞生在大湾区,更多的文化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对于提升大湾区的影响力、凝聚人才都是不可缺少的,大湾区的美术教育应该适应并推动这个趋势。


X:艺术策展在这些年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影响?


F:首先,我把以策展的形式来举办的文化艺术活动看成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现象,与其他的新事物一样,它是从西方引进的。以我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担任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的经历,我以为我可以对近30年中国策展式的艺术活动的趋势做出一些总结。首先是到达高峰后的一种回落现象——策展式大展的趋同化现象,在地球村里,我们所见到的面孔和创作都有些似曾相识;其次是“飞机帮”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文化自觉者即文化的策划者。无论艺术活动发生在世界上的何地,总是这一批文化自觉者在调动和策划,他们飞来飞去,结果使全世界趋同。所以,两者合到一起,既是原因也是结果。那么,这个题可以破吗?我认为不容易。


X: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对于你的策展工作有何影响,又有什么样的挑战?


F:大湾区的自我定位和发展规划,起码有两个阶段,第一是10年以前的泛珠三角和产业升级的“腾笼换鸟”时代;第二是近两年的大湾区时代。两个时代前后相接,都是经济发展与寻求更大的经济升级的定位策略。大湾区时代要更有外洋意识,有着不是进入全球化而是要引领全球化趋势的定位意图。


但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文化的策动也并不仅是资金投入问题,它更多取决于策动者的眼界和判断。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时代,是广场舞和歌剧院、老年书画协会与双年展、全国美展与当代艺术都共存互融的年代。如果说什么是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我认为,文化自觉者、文化投资者和文化管理者之间如何能达成共识,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南方的当代艺术更有烟火气


广东是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由于毗邻香港澳门地区使得这一地区更早接收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从物质到精神都赋予了本土艺术独特的地缘特征。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本土艺术家,郑国谷见证了本土艺术发展的过程,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影响,他有怎样的思考呢?


七套商品房

建筑

2001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郑国谷(艺术家):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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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广东是你的家乡,也是你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在你看来这里的艺术氛围是怎样的?


Z:我的家乡是广东阳江,也就是我生活和创作的地方,事实上对于我个人来说,这里的艺术氛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X:你身边有艺术家选择离开广东,去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和创作吗?艺术家留在本土和离开本土发展有可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Z:2003年,广东一批艺术家参与了由旅法策展人侯瀚如策划的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主题展“紧急地带”,作品是《广东快车》,展出了包括艺术家陈劭雄、段建宇、冯倩钰、蒋志、金江波、梁钜辉、博尔赫斯书店(陈侗和鲁毅)、林一林、刘珩、缘影会(欧宁和曹斐)、维他命艺术空间、徐坦、杨勇以及我的作品。回来以后大家都面临了一些生存上的问题,因为当时广东的艺术生态里面缺少了“收藏”这个环节,所以很多人都选择了去外地发展,比如陈劭雄、蒋志、杨勇、曹斐等艺术家都去了北京,而徐坦去了上海,林一林去了纽约。所以是否留在本土发展主要是出于生存的考虑,生存是艺术家面临的首要问题。


X:各地的艺术生态不太相同,尤其是艺术家群体,广东本土艺术家群体是怎样一种状态,是否有一些地缘性特征?


Z:广东与北京和上海这种艺术产业链都集中于一个城市的艺术生态不太一样,它是包含广州、深圳、阳江,以及现在的番禺、东莞等热点城市的一个艺术区域,具有分散性和区域性特征。现在因为有了大湾区这个概念,加强了跟香港地区之间的联系,应该会出现一些很不一样的生态吧。不过整个广东地区的艺术家还是比较少的,出一个是一个,而且流动也很快,很容易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X:在学生时代你就加入了“大尾象”工作组,而从早期的“大尾象”开始,人们一直在探讨南北当代艺术的差异,时至今日,你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具备讨论性的议题吗?


Z:我其实是毕业后才跟陈劭雄、林一林以及“大尾象”成员玩到一起的,1994年参加了“大尾象”的年度联展“没有空间”,1995年在广州各个散落的地方做一些小型展览,1996年则参加了“大尾象”的联展“可能性”。我觉得南北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地缘文化的差异,南方比较热闹,有烟火气,所以有很多开拓性的事物;北方比较冷,应该适合保存一些“胜利的果实”。


X:近年来,广东的当代艺术领域越来越活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生态,这对艺术家个体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Z: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广东艺术生态现在确实越来越活跃了。具体来说,90年代初“大尾象”在广东做的一些展览,王璜生主持广东美术馆期间做的“广州三年展”和“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以及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努力等等都是早期的积累。2000年以后,包括深圳 OCAT 美术馆、广州时代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所做的各种类型的展览,以及各种画廊、博览会、艺术区、收藏家和媒体的出现让整个广东的艺术生态逐渐完善起来了。此外,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许多国际画廊纷纷落户中国香港,广东与香港地区的互动更加频繁,让大家就近接触了解到全球艺术的趋势。这些生态的完善也让更多艺术家的生活工作能够得到维持,所以不少艺术家也回到了广东。


X:包括艺术在内,国家现在全方位大力发展大湾区,你觉得这对艺术家个体来说会有怎样的利弊?


Z:这个规划好像是刚刚定下来的,所以关于艺术个体的利弊应该暂时还无法显现出来。不过,我认为无论怎样整合,社会的发展应该还是从物质时代走向反物质时代,所以艺术创作的虚拟成分也会越来越重,这是最大的方向和趋势。



精简内容,控制节奏,缓慢归乡


自成立以来,广东时代美术馆一直关注珠三角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致力于对本地区当代艺术生产的历史、现状及前景的研究、呈现和推动。2018年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开幕,更是让广东时代美术馆作为第一家在海外开设分馆的民营非营利当代艺术机构而备受关注。如何以展览和研究回应及呈现大湾区历史,又如何应对变化,馆长赵趄给出了他的看法。


时代美术馆外观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赵趄(广东时代美术馆馆长):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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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在你看来,国家制定的大湾区的发展政策,对文化艺术的促进能带来多少积极的促进作用?


Z:在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文化艺术着墨不多,这是历来南方政策的延续和缩影,文化艺术的发展依附于整体发展的实施,并不会有太大的促进与变化,换个说法人还是那些人,民间的自体性发展依旧是南方的人文基因和根基。


X:时代美术馆推出的“三角洲行动”,分别举办了“大尾象”和珠三角影像作品的展览。如何看待这些艺术家对这片区域的艺术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在时代美术馆的研究计划里,还将对珠三角进行怎样的观察?


Z:2016年,时代美术馆通过对“大尾象工作组”的展览活动、主要作品和创作观念的研究与回顾,重现了几位当时身处广州的年轻艺术家,与全球资本主义第一波浪潮的正面交锋和接触。2017年,时代美术馆进一步提出“从珠三角出发,一路向南”的行动面向,以拓展“三角洲行动”在地缘、图像和研究话语三方面的视野和框架。时代美术馆仍将不定期策划并推出围绕珠三角城市化进程及艺术史叙述的展览,但更多元更持续的在线内容、研究、驻地及委任等项目,则纳入“一路向南”所形成的动态网络,以回应南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历史,记录南方化进程中的差异和共鸣。我们将持续地联合文化生产者和机构,在艺术、学术研究和档案之间搭建桥梁,为当代的离散经验和艺术家对跨地域社会转变的观察提供容身之所,致力于为处于学科边界,需要长期投入,并较难在艺术市场中获得资金和关注的项目提供支持和资助。


X:作为国内第一个在海外开设分馆的美术馆,开设在柏林的时代艺术中心,从开幕到现在,在业内外引起了什么涟漪、讨论和变化?


Z:时代艺术中心(柏林)自2018年开幕以来,在柏林乃至欧洲其他地区都获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国内第一家“走出去”的民营非营利当代艺术机构,时代艺术中心(柏林)从第一个展览“影像三角志:珠江三角洲的录像艺术”(由侯瀚如、希蓓策展)开始,就不断获得德国及欧洲主流和专业媒体的报道,大家都对这样一家具有中国南方背景的新生艺术机构怀有强烈的好奇。中心在2019年夏迁往柏林市中心米特区的新址后,每个展览开幕前后观众人次都一再突破纪录,而来自欧洲艺术圈的“好奇”也逐渐转为其对时代艺术中心(柏林)的专业性表示赞赏认同。柏林中心也在时代美术馆的支持下一步步地继续机构实验,通过研究、展览、出版、公共项目等多重文化生产传播渠道,努力为柏林本地的艺术生态圈及观众带来自己独特的贡献。


X:时代美术馆与陈侗共同推动的非营利机构募款的组织“五行会”这几年得到了什么反馈?对于本土艺术生态的建设起到什么作用?你认为珠三角形成一个良性的艺术生态,还需要什么力量的介入和培养?


Z:“五行宴”作为南方当代艺术机构和收藏家之间的桥梁,已在艺术行业内获得普遍性的认知和认同,在以收藏家为主的行业外受众中打开了一个窗口,但传播范围和认知深度还远远不够,这需要“五行会”增加日常可见的多样化活动与内容,逐步积累拓展群体。“五行会”晚宴拍卖的资金分配实实在在帮助到5家机构的运营,尤其是小型非营利机构,这让本土非营利机构及自我组织能保持稳定并有所期望,间接促进了新型组织的衍生和发展,类似于一种基础性的信心建设。珠三角根植于民间自由生长的基因已然是良性的生态,只是希望“五行会”自然延展的工作和活动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对民间艺术机构及他们生产的内容和意义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形成自我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能加入其中一起行动。


X:疫情之后,美术馆的生产、传播、公教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请列举目前美术馆的举措,并请谈谈疫情对珠三角艺术生态会造成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Z:整体而言我们将更多关注多元现代性和另类全球化,充分意识并生成艺术的讨论和立场,并置作品、文献及委任创作,破除对物件的盲目崇拜,将其活化为“关系物件”,旨在从心理、身体、社会与政治层面解放其所有者。我们将展览及其背后的工作作为一个项目整体,打通旧有区隔,集聚融合研究生产诠释教育传播等职能,并可通过更为公开民主的平台矩阵进行呈现,提供共同书写的形式,将美术馆的文化生产公共化。


我们对疫情后涌现的国际国内新媒介应用及其活动形态将持续关注,同步在不同渠道尝试生产相关性的内容,如何形成系统性的组织模式还需要一些时间;同时我们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建设一个实体性的“媒介实验室”,增加设备和人员动手开展实践,以保持对未来信息及科技发展的敏感度并作出敏锐的反应。


由于整体社会环境的不明确因素增加,经济发展预期下行,艺术行业内的市场层面将会受到打击,这本来也是珠三角艺术生态中的弱势环节,文化生产层面需要我们结合疫情深刻反思冗余的沟通、表现和生产,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精简内容控制节奏,缓慢地归乡,动荡的岁月或许更能催生更好的艺术。



困难越大,机会越多


新建成的和美术馆寄予着创始家族反哺家乡的一腔热诚。约16000平方米的总面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安藤忠雄的操刀设计,囊括了中国近现代与国内外当代艺术藏品的重磅馆藏,都让这间美术馆尚未开幕便万众瞩目。作为和美术馆的执行馆长,邵舒从美术馆物理建筑阶段开始介入管理,在他眼里,当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其实为和美术馆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和美术馆建筑外立面。

摄影:黄早慧,©和美术馆


邢丽(《罗博报告》出版人兼主编):X

邵舒(和美术馆执行馆长):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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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你为什么会接下和美术馆的执行馆长一职?是何时参与到和美术馆的建立和运营中的?


S:我们双方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经过1年多的沟通,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这是双向的考察和选择,我们双方都很慎重。对我来说,在顺德做美术馆更有挑战性。北京和上海的美术馆做得好很正常,那里有更完整的艺术生态,有更庞大的观众群,条件相对比较成熟。和美术馆是家族美术馆背景,相对来说,想法更加纯粹,给人尝试和实验的自由度更大。


和美术馆从2015年开始和安藤忠雄进行沟通,我到任时,美术馆的施工图深化已经做完了。我是从美术馆的物理建筑开始负责跟进,其他工作都还是空白状态。和美术馆最早的规划偏常设型美术馆,是先有藏品,在藏品的基础上进行了美术馆物理空间的规划。我到任之后,经过反复商讨和评估,我们把美术馆的定位做了一些调整。除了常设展厅,增加了日常的主题展厅。


X:和美术馆坐落于顺德北滘,顺德当地的艺术生态是怎样的?顺德政府对美术馆以及当地艺术的发展是否有一些相应的政策支持?


S:顺德本地几乎没有当代艺术的文化生态,关注书画的观众和藏家比较多,但也都不太成体系,这些群体都比较分散。相比较而言,北京和上海的政府对民营美术馆的支持力度很大,在各种程序上一路绿灯,尽量减少流程。和美术馆的出现,对顺德当地政府也是新生事物,需要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顺德政府对文化秉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既不会反对也不会特别支持,目前可以精确到针对民营美术馆的支持很少。不过,政府不设置什么阻力,先让文化生态以比较粗犷的方式自由发展,其实是健康和有利的。我认为,政府对艺术应该主要起到科学引导的作用,资金支持反倒是其次。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标准和规则,不能降低美术馆的准入门槛,这样也避免了一窝蜂进入美术馆这个行业,导致良莠不齐的结果。


X:请介绍一下和美术馆运营团队的组建和分工情况。在3年多的筹备和建设中,除了修建美术馆本身以外,运营团队还做了哪些工作?


S:我刚到任的时候,整个团队除了我,只有两个人。招募过程也遇到很多困难,珠三角的艺术专业人士不像北京上海那么多。结合团队的稳定性和专业度两方面的需求,我们稍微扩大了范围,从相关的文化机构里招聘。有五六位同事到位以后,我们的基本工作就运转起来了。最先形成的是典藏部和公共教育部,典藏部要对家族的10年典藏作品做梳理,进行真伪鉴定和物理修复。公共教育部门则要摸清楚本地的需求,以便我们有针对性地制作课程。顺德本地的经济基础很完备,但是文化的配套不够。公共教育部门的方向更多在基础的、兴趣类的课程策划,更倾向于亲民的,能够更加普遍地去培养艺术受众。


我们的典藏部和展览部是合在一起的,公共教育部门和传播部门也合并了,我们希望内部结构精简,又希望综合性的美术馆在工作角色上也体现综合能力,所以按照项目制来进行管理。策展人要管理整个项目流程,而不仅仅是学术。这样可以让团队不断“重新编组”,具有灵活机动的适应能力。艺术行业的管理最让人头痛的是绩效无法量化,而对应项目制管理,我们可以设定更多的量化指标,以里程碑管理的方式去追踪和考核。


X:作为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私人美术馆,和美术馆的生存和运营模式是怎样的?需要面对的问题和难点有哪些?


S: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方面,缺少专业人才;二是观众文化消费习惯,需要时间培养;三是今年疫情的挑战,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比较萧条。但我觉得困难越大,反而给了我们更多机会,就看用什么方式抓住这些机会。我们在这次疫情里不断地反思,其他行业的经验也给我们很多启发。疫情提示我们,肯定还有无数条路可以走,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化解危机。


X:和美术馆学术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在展览策划、呈现、推广等方面的策略是怎样的?美术馆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S:和美术馆是先建立家族收藏再成立美术馆,这决定了美术馆很多的研究方向是对原有收藏的再发现。随着收藏脉络的梳理递进,和美术馆关注从近代文化艺术思潮到国际视野下的当代艺术进程。展览和收藏相辅相成,收藏的关注重点是以代表未来的年轻艺术家为主,希望给中国的中青年艺术家提供平台。我们还有一个“和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艺术家范围更广泛。


X:在你看来,广东甚至整个大湾区艺术发展进入怎样的阶段了?整体环境对和美术馆这样一个全新的民营美术馆有哪些利弊影响?

S:大湾区整体的态势和方向肯定是不断向上的,国家战略将带来更多利好政策,让它朝着成为国际四大湾区的目标迈进。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经济影响力,大湾区都占有优势。我希望能够借着大湾区政策的东风,文化生态和接受艺术的心态更开放更包容,这样才能为这个区域带来更多活力和可能性。




文 / 栩栩、VIVIAN、杨青、2046

艺术顾问 / 沈天舒

策划、编辑 / 石薇薇

图 / 被访者提供

执行 / LINAN、JIABAO

责编 / L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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