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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海:在音乐会上要有冒险精神

  • RobbReport

汤沐海,著名指挥家。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后赴德国慕尼黑高等音乐学院入大师班深造,师从米歇尔·赫尔曼教授。

 

谈起排练,汤沐海说:“我对演奏家的要求是排练的时候必须很仔细,但在音乐会上要有冒险精神。每一次现场就是我们向经典的一次挑战”。指挥应该像军队的统帅,战场带兵打仗,大众看到的是凯旋,而更多的准备在平日的操兵练武,汤沐海这样解释着他的工作。

平日的操兵练武

 

 

初见汤沐海,是在国家大剧院的排练厅,这里处于舞台30尺之下,没有平日音乐厅的庄严辉煌,也没有千万观众的鼓掌喝彩。过道是灰色的地面,两旁是一间间大门紧闭的排练厅和休息室。负责人一路都在叮嘱我们:“千万安静”,因为就在第二天,汤沐海和王健、博多茨基合作的音乐会就要上演。如此,近乎屏息地来到3号厅门口,身体有种在极其严肃的场合不便随意挪动的拘谨。

 

推开门的瞬间,凝聚的空气霎时被迎面涌来的庞大管弦乐声所冲破,在这声浪之上,是一个人激动的喊声,“当!当!当!提琴在这里要有力度!”汤沐海在乐手们中间来回穿梭指导,如此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响亮的声音以及汗湿的头发都和音乐会上穿着燕尾服的他大相径庭。他和乐手们都穿着日常的服装,地上散落着各种乐器箱子,这里不是舞台,没有表演,需要的也不是闪现的灵光,而是不断的重复,近乎苛刻的严谨以及耐心。

 

在乐章中的一处,因为长笛的速度问题汤沐海示意全团停下来,走到这位乐手面前指导、启发,再退回指挥位置上检验整体效果,如此反复多次,只是为了一件乐器半秒钟的时差。我们在一旁对比着听,又有他的手舞足蹈作为最好的注解,情绪和呼吸渐渐随着他的动作起伏,进入了海顿的音乐之中。这个时刻,汤沐海驾驭着整个排练厅的节奏,音乐所到之处,不仅是乐手,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被他无形的魔法降服了。

 

这种体验和在正式演出时观看聆听完全不同,就像我们见过耸立的高楼大厦,却从未了解过修建时一砖一瓦的细节;我们在美术馆里欣赏过画家的作品,却不知道他站在画架前挥笔时的灵感。在这艺术生产过程中,我们仿佛隐约看到了音乐和音乐人的关系,它超越舞台的时间,超越将呈现给的观众,甚至超越谱写音乐的作曲家,在这个当下,所有人或许只想用声响构建出直面音乐时的和谐。

 

“指挥应该像军队的统帅,战场带兵打仗,大众看到的是凯旋,而更多的准备在平日的操兵练武”,汤沐海这样解释着他的工作。一部好的作品遇上坏的指挥可以表达得索然无味,而一张平淡的曲谱通过好指挥家可以演绎得相当精彩,这都来自于专业以及舞台下无数次的排练。

 

下午5点钟左右,一天的排练终于结束,汤沐海换了一身衣服从休息室走出来,身体似乎有些疲惫,精神却依旧饱满,谈起排练,他说:“我对演奏家的要求是排练的时候必须很仔细,但在音乐会上要有冒险精神。每一次现场就是我们向经典的一次挑战”,这对指挥现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是极大的考验,一场交响乐演出需要几十上百名乐手合作,如果是歌剧甚至有几百人,任何人的小差错都会影响完美,“我永远在追求完美,但音乐就是这样有缺憾的艺术,你要能包容瑕疵和参差不齐。同时它也是受时间限制的艺术,只发生在音乐会当中,我的工作就是把最好的音乐分享给喜爱音乐的人,用声响将和谐注入他们的身体”。

 

 

 

命运的召唤

 

 

他出生在上海,父亲是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经典电影,母亲是剪辑师蓝为洁,作品有《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哥哥是写实主义画家汤沐黎。出生在这样的艺术世家,汤沐海从小很容易接触到各种艺术形式。

 

上世纪50年代,电视机刚进入中国,他的家里就有一台,当时艺术家地位很高,父亲算高薪阶层,又很爱读书,在汤沐海的记忆里,小时候每次经过书店,父亲都会停下来买一大堆关于文学、音乐、艺术的书籍,加上作为导演的优先权,书房里不仅堆满了书,还有很多国外来的杂志、电影资料、音乐总谱。放学回家,他不做功课,就爱泡在父亲的书房,也许几岁的孩子并不能完全搞懂大部头名著的内容,但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艺术的体悟已经从这间书房萌发。

 

父亲也热爱音乐,虽然工作繁忙,但在家一有空就听唱片,还经常带着他去上海艺术剧院、上海文化俱乐部看歌剧、芭蕾舞,苏联大芭蕾舞团的表演他都看得兴致勃勃,还有好多演出已经记不得,却忘不了听交响乐时的那种震撼。母亲见他喜欢音乐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还找了一位老师,在接触了各种艺术之后,汤沐海似乎从这时起便开始选择了音乐之路。

 

他当时的家在六楼,视野很好,眼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八九岁的他心中也总会响起一些旋律,并且有强烈的愿望要将它们写下来,也是在这个年纪,他凭着学钢琴的一点点基础,自己听着唱片琢磨父亲书房里的《天鹅湖》总谱,慢慢就读懂了。一帆风顺的生活允许他持续自己的喜好。

 

可就在十几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母去到乡下,他一个人留在家里,“突然就自由了”,但是精神上也变得空荡。直到偶然的机会,得知新疆文工团来上海招人,他擅自兴致勃勃地报了名,并如希望的那样,顺利通过了考试。后来得知消息的母亲也只得特意回来帮他置办行李,从此汤沐海开始了独自离家的生活,音乐对于他也从爱好变成了工作。

 

对于在新疆文工团的那段经历,汤沐海觉得是“命运的召唤”。他当时被分在歌舞队,能作曲又会乐器的他成为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几乎有舞台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

 

到了70年代,汤沐海的音乐之路终于还是遇到了阻力。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他由于家庭原因,只得复员回家,可是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所有与艺术相关的单位和学校都关了门,艺术家们成了工人,而他自己最终也被分配到上海锻压机厂做钳工。

 

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是,工厂隔壁就是上海电影乐团,窗外经常会传来阵阵排练声,在这个充满机油的车间里,无疑成为了他的慰藉。这段时间里,汤沐海依然在业余时间练钢琴,还参加了工厂文艺小分队,接触到了很多相同遭遇的艺术家,也经常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们来工厂做工人文化活动,“因为学校都关闭了,他们不能公开讲西方音乐,只能偷偷地告诉你很多重要的东西,这些人都很有学问,现在好多已经过世了。”汤沐海回忆起这些还是很有感触,在工厂的三年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和音乐才有他度过困境的精神依托。

 

 

音乐是信仰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命运又一次给了汤沐海继续音乐的机会,他顺利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79年,作为第一批艺术留学生,他去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大师班学习的就是指挥,也是从这时起,他的音乐生涯迎来了一次次巅峰。

 

留学期间,他做过指挥家伯恩斯坦的助手;还未毕业就得到卡拉扬的赏识,让他去柏林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汤沐海自己也认为“这些经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幸运降临到自己身上,这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他受到了各方的赏识,为了让汤沐海能够继续留在欧洲,卡拉扬甚至给中国政府写信,希望这样有才能的年轻人能够继续留下来学习和工作。

 

之后,汤沐海指挥艺术日臻成熟,2006年汤沐海成为瑞士苏黎世室内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及首席指挥。在欧洲30多年的经历,汤沐海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碰撞,他开始不自觉地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区别,不仅经常回国指挥国内交响乐团,也向西方介绍了很多我国作曲家的优秀作品。

 

汤沐海说音乐是他的信仰,不同于宗教,不同于各类“主义”,音乐几乎是跨越所有文化与国界的,它可以飘向任何一个地方。“我相信,两个相互仇恨的人如果在一起演奏室内乐,仇恨也能化解掉很多,这是极其伟大的力量。”在拥有了如此多的人生经历之后,能让他依旧如此狂热而纯粹地热爱自己工作的原因,也许正是音乐这种信仰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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