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二十年后，法籍华裔艺术家严培明回到中国南方顺德，在和美术馆举办个展“面具”。这是他在岭南地区的第二次大型个展，开启了一场关于自我认知与存在本质的思辨。严培明的绘画是一场持续的“成为”。在画布上，他与父亲重逢、成为猛虎、成为历史的幽灵。面具于此，不再是遮蔽之物，而是探索多重真相的路径，是保护那颗永恒追问之心的柔软铠甲。

和美术馆展览“面具”是严培明于国内美术馆的重要呈现，他以巨幅单色肖像画闻名，黑、白、红是其标志性用色。此次展出的作品包括自画像、父母肖像、李小龙肖像、动物与自然。肖像画是艺术家贯穿多年的母题。他的创作根植于一个更宽广的传统——肖像画在西方艺术史中长期占据核心位置。中世纪，肖像多以捐赠人的形象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将人置于中心，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将个体生命的复杂性置于画布中央，成为肖像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至17世纪，伦勃朗以近百幅自画像贯穿一生。其现存自画像约90幅，这些作品从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到晚年的沧桑落寞，构成一部视觉自传。严培明早年曾在阿姆斯特丹直面伦勃朗的真迹，深受震撼。“看着他的自画像，你能看到时间的流逝。”他说。

中国传统绘画中同样存在肖像画传统。宋代文人流行自画像，悬挂于书房或客厅自我审视，强调肖像的精神内省功能。但中西肖像画存在根本差异：西方强调个体身份的辨识，中国更注重“传神”与气韵。严培明1980年赴法，1981年进入第戎国立美术学院，他接受的是西方绘画训练，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受到西方艺术传统的影响。

严培明延续了这一传统。严培明的自画像超过一百幅，他对自画像的专注尤为强烈。“当你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是面对着自己。”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艺术家成名前的孤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根本的处境：人是唯一需要面对自己的存在。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他用不同的方法面对自己。“有一天开一个大的回顾展，全是自画像，会比较有意思。”

严培明说：“人身上承载的一切，肖像就能够承载。”这句话指向了肖像画的一个本质功能：将流动的生命凝固为被注视的面孔。正如萨特所言：“他人的注视将我从自由的主体固化为被观察的客体。独处时，我是一切可能性的源头，自由、流动、不可定义。可一旦他人注视着我，那道目光就像一束聚光灯，将我牢牢钉在某一个位置上。肖像画正是这种凝固的物理呈现。”

艺术家的父母肖像在此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作品名称朴实：《父亲肖像》《我的妈妈》。严培明说，是流着眼泪画出来的。“没人知道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存在，是因为我的存在。”

关于动物、自然、人的处境，他的思考同样深入。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脱离大自然”。这次展出了一件题为《春夜》的作品，彼时正值春夏交际，严培明对自然的兴趣，始终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他并不描绘田园牧歌式的风景，却更在意人与自然之间那层紧张的关系。

严培明的作品中，动物常被置于广阔的天地之间，象征着他所向往的、回归自然的状态，这与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忧虑是分不开的。大象背负记忆，迁徙、徘徊、寻找栖息之地，这种“出走”和“寻路”，与人类自身的漂泊与迷惘并无二致。鹰则盘旋于高空，孤独、凌厉、俯视大地，从高处凝视人类世界的纷争与脆弱。这也像人类自身的镜像，它们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

在作品《大猩猩肖像·自画像》中，严培明将自己的面孔与猩猩并置于两幅尺幅相同的画布上。猩猩与人类的DNA相似度超过97%，这一生物学事实让“人类从何处来”的追问变得具体而直接。两幅画面形成对视，既是对进化论的回望，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审视。这件作品曾在巴黎画廊展出，如今来到顺德和美术馆，在“面具”展览中继续叩问人类存在的本质。

在和美术馆二层展厅展览结尾处，看到了严培明笔下的李小龙，一个旅法的艺术家，在另一位华人传奇的故乡，展出以他为题材的作品。这也是对文化根源及在异质文化身份中如何重建自我的探讨。或许也包含了艺术家出生在中国，又长期旅居法国的所有感受。当展览在顺德——李小龙真正的故土呈现时，这种双重身份的张力找到了一个落点。

此次展览名称“面具”是和美术馆团队与严培明反复讨论的结果。他们想过几十个名字，最后定下这一个。“面具”既是人的常态，也暗合展览的现实，部分画作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展出。展览的筹备并非一路顺畅，直至展前仍有变数。美术馆团队在有限条件下持续推进，展览最终面世，本身也戴着一重无形的“面具”。

那些未能出现在展厅里的画作，以缺席的方式，共同构成了这重面具。对严培明而言，“面具”同样是一个笼统的情绪性表达。他说：“我戴着面具上场。”

未来还有其他想突破的地方吗？

严培明：一定会有的。每天都在想，日日想，夜夜想。每天都很想突破，每天都很困难。不突破就难有出路。但你不想的话，就没有机会。